高端装备制造业迎来投资热潮

　　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高端装备制造业”被列为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这是高端装备制造业“受宠”的信号，从而引发了市场对高端装备制造业的投资热情。

　　做大之后要做强

　　可以说，目前我国装备制造业体系非常完善。只要是装备，在我国均可以找到生产企业，这在国外是没有的。根据2009年的统计数据，我国装备制造业规模总量已经达到2.2万亿美元，而美国和日本两国制造业总量分别为1.5万亿美元和1.23万亿美元。产业规模位居世界第一。

　　但是，“做大”的同时，我国制造业的发展大部分还停留在产业链的低端，以生产低附加值产品为主，前端研发设计与后端的销售环节都受制于人，存在过度依赖投资增长、自主创新能力薄弱、缺乏核心技术和自主品牌、能源资源利用效率低下、基础配套能力滞后等问题。目前我国装备自给率虽达到了85%，但主要集中在中低端市场，高端装备仍主要依赖进口。

　　比如电力设备是我国高端装备自主创新成就最突出的领域，我们的常规火电设备已经做得很不错了，但核电和燃气发电设备的仪控系统仍部分依赖进口。

　　我国机床行业在2009年产值已经跃居世界第一，但仍是世界机床进口第一大国，高档数控机床主要依赖进口。虽拥有比较完善的产业链，但发展中高档数控机床所需的数控系统和功能部件主要来自境外。华中数控、广州数控、沈阳高精、大连光洋、航天数控等一批数控系统骨干企业虽然具备了一定基础，普及型数控系统实现了批量生产，在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但在中高档数控系统方面，仍无法与日本FANUC和德国SIEMENS相提并论，无法撼动这些海外品牌的垄断地位。沈机集团的机床销售额已跻身世界前10位，但其在高档数控系统的价格谈判中没有发言权，核心问题就在于我国缺乏高档数控系统。

　　智能化是大方向

　　高端装备制造业涵盖的领域主要包括航空装备、卫星及其应用产业、轨道交通装备、海洋工程装备、智能制造装备等等。这些产业都具有技术密集、附加值高、带动作用强的特点，是装备制造业的高端部分，都属于新兴产业。

　　在高端装备制造的各领域中，智能制造装备尚属比较新的概念，也是备受关注的领域。所谓智能制造装备是具有感知、分析、推理、决策、控制功能的制造装备，它是先进制造技术、信息技术和智能技术的集成和深度融合。智能制造装备发展主要内容包括：重点推进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装备，自动化成套生产线，智能控制系统，精密和智能仪器仪表与试验设备，关键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及通用部件，智能专用装备的发展，实现生产过程自动化、智能化、精密化、绿色化，带动工业整体技术水平的提升。例如，在精密和智能仪器仪表与试验设备领域，要针对生物、节能环保、石油化工等产业发展需要，重点发展智能化压力、流量、物位、成分、材料、力学性能等精密仪器仪表和科学仪器及环境、安全和国防特种检测仪器。在关键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及通用部件领域，要重点发展高参数、高精密和高可靠性轴承、液压/气动/密封元件、齿轮传动装置及大型、精密、复杂、长寿命模具等。

　　在智能专用装备领域，要重点发展新一代大型电力和电网装备，机器人产业，全断面掘进机、快速集成柔性施工装备等智能化大型施工机械，以及大型先进高效智能化农业机械等。

　　此外，还要以大飞机、支线飞机及通用飞机为应用对象，采用飞机制造、机床制造和材料生产企业相结合，重点发展复合材料制备装备、自动辅带/辅丝设备、构件加工机床、超声加工/高压水切割设备等。

　　要避免重复投资

　　当然，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也面临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由于装备制造业投资大、周期长，往往需要系统性的整体协作，因此各个国家在重大装备业的发展中往往都需要得到政府的推动和扶持。随着高端装备制造上升至国家战略高度，期待更为细化的扶持政策出台成为业内共同呼声。

　　还有专家指出，在鼓励装备业向高端进军的同时，也要注意避免走入误区。过去，在搞装备业的过程中，一些地方和企业过度依赖资源和资金的大规模投入这种粗放发展方式，导致一般产品产能过剩，形成某些领域的恶性竞争，扰乱市场秩序、严重阻碍高端产品发展。由于要素大量投入，也导致了区域结构趋同化，盲目追求GDP和地方财政增长，加剧区域内重复投资和产能过剩现象，甚至加剧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为此，专家强调，发展高端装备业一定要求精求实求稳。

　　此外，专家认为，发展高端装备业要着力培育产业集群。我国装备制造行业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集团不多，围绕大型骨干企业的产业集群尚未形成，地区同构化，大而全、小而全生产方式依然存在，不仅横向面临严重的同业竞争，而且纵向更面临产业链不健全，上下游企业得不到有效协调的问题。

　　有专家还指出，建立完善的技术创新体系是我国装备制造业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装备制造业的技术创新体系构成是基础研究→共性技术研究→产品开发→产业化，这一构造表明基础共性技术是不可缺少的，我国科研院所体制改革使基础共性技术的研发削弱甚至缺位，已产生明显的不利于整体创新的影响。目前，利用转制研究院所重建基础与共性技术研究的公共服务平台已刻不容缓，否则会影响我国建立创新型国家的整个战略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