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轻易定义“癌症村”环境健康：缺乏高质量的监测数据

　　2015年8月和9月，“绿色传媒研究奖学金班”的第一、第二期落下帷幕。这项公益培训计划是由南方周末发起，合作机构有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中国传媒大学健康与环境传播研究所，共有逾四十家媒体的一线环境编辑、记者和管理者参加，近二十名环境、传媒等领域的高级官员、权威专家亲临授课。在这场专业领域的饕餮盛宴中，授课老师都提出了独到见解。在此摘录重点，以飨读者。

　　现在学界已有共识，约10%的疾病完全由遗传产生，剩下是环境或环境和遗传交互作用产生的，可见环境对于健康造成的影响很大。不过，对于医学界来说，遗传以外的都叫环境，例如生活方式、饮食结构等。环境学界更关注的则是环境污染。

　　可我们在谈到环境对人体健康危害时，容易出现谬误。例如媒体常常报道的癌症村，有张1990年代中国患肿瘤死亡的人数地区分布图显示，沿海一带得肿瘤的人数高，但这不能说明沿海一带更容易得癌症，也不能进一步推断，沿海发达地区空气污染比较严重，进而导致癌症较高。

　　其实，沿海地区肿瘤死亡人数高至少有三个原因：第一，沿海地区人口基数高;第二，沿海发达地区医疗水平更高，死因登记制度更完善，登记因癌症死亡的较多;第三，沿海发达地区人均寿命长，寿命越长，因癌症而死亡的可能性越高。

　　和癌症村一样，我们不能简单定义各类环境健康问题。环境健康研究首先要准确地识别导致人体健康问题的环境因素，然后定量评价环境因素的健康风险以及经济和社会代价，从而为制定控制措施提供理论基础，将健康风险、经济和社会代价控制于合理范围。

　　环境健康围绕着“污染源-环境-人体内环境-健康效应”这条主线开展研究。为探究这一个主线，过去几十年里，环境健康已经发展成为较为完善的学科，主要有环境毒理学、环境流行病学和环境暴露学三个学科。

　　毒理学是最早发展起来的学科，研究者将污染物加在动物模型如小白鼠或是细胞上，观察动物身体和细胞的反应。但动物实验的结论也不能直接推断到人体。所以，在环境和公共卫生政策的制定时，主要依赖环境流行病学研究结果，也就是在真实的暴露条件下，以人作为研究的对象。

　　流行病学研究观测健康效应包括急性和慢性。例如，医院的急诊人数跟空气污染浓度间的相关性，这是急性效应;而有的呼吸性疾病跟PM2.5之间的关系要追踪十几年后才能发现，这是慢性效应。如今我们讨论PM2.5的基础都源于美国哈佛六城市和癌症协会十几年、几十万人的队列研究(这两者均为空气污染健康效应研究经典案例)。在这两大重要的流行病学调查基础上，美国制定了空气质量标准，世界卫生组织也提出了空气质量的指导值。

　　环境暴露学则是新发展起来的学科。暴露指的是人体跟环境接触的过程，包括呼吸系统、皮肤和食物三个主要途径，戴口罩、使用净化器都是减少暴露的措施。我们每天的暴露都对未来的健康产生影响。甚至在出生之前，父母受到的环境污染暴露导致的损伤可能遗传到第二代。如果把每一个人一生中对空气污染、辐射、病毒等各种暴露都记录下来，例如利用智能手机记录空气污染浓度、运动和饮食情况等，有可能预测未来的健康状态，这个称为暴露组或暴露组学的概念。

　　目前在对空气污染的健康效应研究上，颗粒物对人体健康的影响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研究者已尝试将流行病学和毒理学研究结合起来。人也可像老鼠一样参与控制暴露实验。当然，这些研究开展前需要经过非常严格的伦理说明，以表明实验不会对人体产生持久性健康危害。

　　北京大学曾设计过一个30立方米的空气污染暴露舱，可是我们发现志愿者在暴露舱待了两个小时以后，指标的变化很奇怪。这或许是因为室外空气污染和暴露舱内并无差别，甚至浓度更高。

　　新的研究方法也在发展。比如越来越受到重视的定组实验——关注污染物浓度改变时，对特定人群体内指标的影响，这些指标不一定要到得病的程度，在流行病学里叫做冰山效应。因为我们能够观测到的比如死亡率、发病率等，只是冰山一角，更多的健康危害在身体里面已经产生，只是还没体现出来。

　　例如在外部污染影响下，儿童的肺功能会受到损伤。我们在北大附小邀请了40位健康的小学生，每天中午采集尿样、吹气、做肺功能检测。孩子吹出来的一氧化氮正是颗粒物导致儿童呼吸系统炎症的指标，结果表明，其中产生炎症主要的化学成分是黑炭。

　　中国的空气污染浓度很高，目前我们参照的世界卫生组织指导值还是基于欧美在低浓度下的研究结果，缺乏高浓度水平下的研究结果。此外，颗粒物对呼吸系统、心血管系统、免疫系统、生育系统等产生的影响及其机制非常复杂，很多尚未研究清楚。颗粒物中不同组分的毒性、多种大气污染物，例如臭氧和细颗粒影响人体健康的协同机制都亟待研究。

　　环境健康是受到关注却又敏感的话题，官方的信息发布还是比较保守。相较于十年前，官方的态度已有很大转变，政策制定时已会强调环境问题引起的健康影响，近五年已有非常多的科研经费投入到健康领域。

　　依然值得呼吁的是，我们还缺乏高质量的环境监测数据。前几年我们很难从监测站拿到数据，即使有合作也很难。新的空气质量标准实施之后容易一些了。不同城市的技术水平和数据可靠性、质量控制也有差异，甚至还有城市曾经修改过数据。未来也期待环境健康可与超级监测站的监测数据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