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金属超标依然严重 治理控制源头是关键

　　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曾洪梅介绍，根据去年8月省下发的《广东省全国农产品产地土壤重金属污染防治实施方案》，分配惠州普查采样点数为5112个，截至今年7月中旬，惠州市已完成农产品产地土壤重金属污染防治普查采样503个。“这503个样本来自各个县区的503个可能存在土壤重金属污染的点，但不能说503个点都是土壤重金属污染点，要送到省里检测，才知道结果。也就是说，现在还不知道我们惠州市各个县区哪里土壤重金属污染。”

　　重金属污染严重

　　据统计，自2009年以来，我国已连续发生30多起特大重金属污染事件，包括湖南浏阳镉污染、中金岭南铊超标事件、四川内江铅污染事件、山东临沂砷污染、福建紫金矿业溃坝事件等。

　　《中国环境发展报告(2012)》称，我国特大重金属污染事件平均每年发生10起。目前全国受污染的耕地约有1.5亿亩，合计约占耕地总面积的10%。全国每年因重金属污染的粮食达1200万吨，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00亿元。

　　在重金属污染防治与土壤修复技术交流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主任周宏春介绍了不久前到湖南调研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的情况。周宏春经研究发现，重金属污染的集中地区有一定的分布规律。第一大类是存在有色金属矿山的地方，重金属污染的背景值本来就高，我国重金属污染最为集中的地方包括湖南、江西，以及西北地区的陕西等地。第二大类是再生金属加工企业园区分布的地方。再生金属加工企业无论企业达到什么样的技术水平，总会排放污染物，对周围的环境产生影响。第三大类是农业灌溉密集区，因为无论是大气污染还是水污染，其最终的归属都是土壤。第四大类是交通干线旁边、电厂附近，有可能有重金属污染。

　　治理存在难题

　　面对严重的重金属污染，治理污染和土壤修复刻不容缓。然而，“受技术不成熟、资金不足、评估标准模糊三大问题影响，我国修复被重金属污染的土壤注定是一场持久战。” 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重金属与土壤修复委员会秘书长刘阳生说。

　　刘阳生介绍，技术不成熟是困扰我国土壤修复最大的难题。我国土壤重金属污染量大面广，决定了任何成本高昂的技术都难以大规模推广，也使国外主要针对小块土地修复的技术在国内难有用武之地。

　　资金不足也是瓶颈之一。据介绍，即使采用植物修复这种较便宜的办法，每亩土地的修复成本也需要2万多元，还需连续种植数年，按照3亿亩待修复土地计算，我国耕地修复总体所需资金将达6万亿元。而根据《全国土壤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十二五”期间，用于全国污染土壤修复的中央财政资金仅有300亿元。

　　刘阳生表示，这么巨大的资金投入，单纯依赖政府是行不通的。只有找到合适的融资模式，发动社会力量参与才能解决问题。

　　此外，评估标准的模糊同样难以在短期内解决。刘阳生解释说，不同的土地用途理应有不同的修复质量评估标准。目前的评估标准尚不够全面，在已公布的土壤环境评价标准中，只有农业用地和展会用地两项，土壤修复将面临无的放矢的窘境。

　　源头控制是关键

　　面对各种难题，现有条件下我国重金属污染防治可以采取哪些举措应对?多位业内人士表示，有效的办法就是加强日常监测，加强源头防范，严格准入，当务之急是控制源头污染。

　　环境保护部重金属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张嘉陵介绍，目前，环保部门重点防控的重金属污染物包括铅、汞、镉、铬和类金属砷。重金属污染物排放相对集中的地区被列为重点防控区域。

　　根据《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十二五”规划》，全国有湖南、内蒙古、江苏、浙江、江西、河南、湖北、四川、陕西、广东、广西、云南、甘肃和青海共计14个省区被纳入“十二五”重金属重点治理省区。环保部依据重金属产业集中程度和区域环境质量状况，已划定了138个重点区域，并圈定产生量和排放量较大、具有潜在环境危害风险的企业4452家。

　　重点治理的行业主要有5类，包括重有色金属矿(含伴生矿)采选业、重有色金属冶炼业、铅蓄电池制造业、皮革及其制品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等。

　　到2015年，我国将进一步优化涉重金属产业结构，完善重金属污染防治体系、事故应急体系及环境与健康风险评估体系。